一提起红军，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，要么是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艰难跋涉，要么是硝烟弥漫中将士们冲锋陷阵的身影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组织没有忘记这些出生入死的英雄，1955年的全军大授衔，就是对他们戎马一生的最高致敬。

可翻遍当年的授衔名册，从元帅到将官，从校官到尉官，却有一支红军，全军上下竟无一人获得军衔，这就是第24军。

这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队？它的人又去了哪里呢？

平定枪声里诞生的华北第一支红军

一切还要从1931年的山西平定说起。

当时城里驻扎着国民党军高桂滋部第11师。高桂滋是陕西定边人，早年在辛亥革命时就拉起过队伍，在北方军阀里算是个不大不小的“山头”。

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，手底下缺人，又怕黄埔学生是蒋介石派来的眼线，不敢重用。这么一来，部队里那些有本事、有血性的中下层军官，只要不惹事，他多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这恰恰给了共产党人机会。

赫光就是在这个时候渗透进来的。他原名万锡绂，甘肃海原人，1892年出生，跟刘伯承、张云逸同岁。洛阳讲武堂毕业，在北洋军里当过连长、营长，军事上是把好手。

1926年，他受组织派遣打进高桂滋部，一待就是5年，起义前已经做到营长，身边悄悄团结了一批同情革命的弟兄。

外头接应的人叫谷雄一，比赫光小十几岁，他中学时就接触了进步思想，1925年入了党，后来进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学习，毕业后在西北军里当过中校参谋。

1928年以后，他专门利用西北军的旧关系，在华北一带跑兵运。

一个在部队内部扎根，一个在外面联络，赫光和谷雄一这对搭档，成了山西特委手里最关键的一步棋。

1931年5月，山西特委决定在平定发动起义，把队伍拉出来，到五台山一带建立红色根据地。计划动员高桂滋部的数个团同时举事，赫光任军长，谷雄一任政委。

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事：因为叛徒出卖，起义的消息走漏了。

高桂滋得到风声，立刻警觉起来，先下手抓了起义骨干、地下党员刘玉珊。情况一下子紧张起来。

特委担心夜长梦多，决定提前动手。7月4日这天，有说法称高桂滋去了北平，平定城里防守空虚。

赫光和谷雄一原本定在当晚行动，结果快到时间的时候又出了岔子：有人不小心走漏了口风。

可此时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因此赫光当机立断，“不能等了，提前动手！先打大营，把刘玉珊救出来！”

当天深夜，平定县城的枪声骤然响起。起义官兵里应外合，很快控制了县城，成功救出了刘玉珊。

但因为行动提前，外围驻扎的其他团没来得及响应，最终只有第一团拉了出来。

第2天清晨，1100多名起义官兵在盂县清城村集结。谷雄一站在队伍前，声音洪亮地宣布：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，今天正式成立了！”

战士们脸上还带着尘土和硝烟，却个个眼里放光。从这一刻起，他们不再是军阀手下的兵，而是堂堂正正的红军战士。

这支刚诞生的队伍，后来被称为长江以北第一支编入红军统一序列的正规武装。只是当时没有人想到，它的命运会如此坎坷。

阜平建政后的诈降与红军灭顶之灾

红24军拉起来之后，整个架子很快就搭齐了。赫光当军长，谷雄一任政委，窦宗融是副军长，刘明德任参谋长，刘子祥管政治部，下面编两个纵队，全军1100多号人。

赫光很清楚，平定不能久待，周围全是国民党军，待在原地等于等死。

于是他带着队伍翻过十八盘，往河北阜平方向走。阜平坐落在太行山东麓，山高皇帝远，敌人兵力薄，老百姓穷得叮当响，革命的呼声本来就高。

7月18日，红24军几乎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，就进了阜平县城。几天之后，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正式挂牌，这是也华北头一个县级红色政权。

队伍进城后干了3件事，让当地老百姓念叨了一辈子。

头一件是开仓放粮，把地主和官府粮仓里的粮食，挨家挨户分给揭不开锅的穷人；第二件是重审旧案，把那些被冤入狱的穷苦人放了出来；第三件是打土豪、分田地。

就这3件事，红24军在阜平的人心彻底收住了。附近的青年农民翻山越岭跑来报名，十几天工夫，队伍从从1100多人猛增到3000多人，阜平那会儿甚至被叫作“北方的井冈山”。

可红24军闹得动静太大，南京那边坐不住了。蒋介石一纸电令打到北平，让张学良“剿匪”。张学良又把差事压给了石友三。

石友三不敢怠慢，派手下新编第一师师长沈克，带着队伍开到阜平附近的王快镇，摆开了围剿的架势。

沈克和谷雄一在西北军时期就认识。他摸准了谷雄一这会儿正急于扩充队伍，就想出一条毒计：诈降。

他先让人四处放风，说自己被石友三逼得立下了“限期剿灭”的军令状，完不成就得提头去见，实在走投无路，打算率部投奔红军。

接着又派人给谷雄一送来密信，话说得恳切，声称对国民党彻底失望，愿意带着全师起义。

谷雄一看完信，心里有些激动，他和赫光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先去接洽，摸摸沈克的底。

1931年8月10日，谷雄一带着副军长窦宗融和随行十余人，前往王快镇受降。可一行人刚踏进沈克的地盘，就被当场扣下。随后，谷雄一就被敌人押往北平惨遭杀害。

更阴险的是，沈克把消息封得严严实实，还模仿谷雄一的笔迹给赫光写了封信，说受降的事已经谈妥，请军长赶紧来王快镇商议细节。

赫光接过信，对着笔迹看了又看，确认是谷雄一的字，就没再多想。8月11日，他带着政治部主任刘子祥和几名警卫员，直奔王快镇。

进了沈克安排的“指挥部”，赫光没等来谷雄一。四周窗户里突然喷出密集的子弹，赫光、刘子祥等几人当场全部牺牲。

就这样，红24军的军长、政委、副军长、政治部主任，在短短2天之内悉数被捕或遇害。

晋绥荒原上的残军苦战与火种留存

军长和政委都没了，红24军一下子成了没头的队伍。这个时候参谋长刘明德站了出来，临危受命代理军长兼政委，带着剩下的人撤出阜平，往山西方向退。

接下来的两个月，是红24军最难熬的日子。

张学良、杨虎城、傅作义、高桂滋、井岳秀，5路国民党军前后堵截，左右包抄。红24军在太行山里钻，在晋北高原上跑，边走边打，人越打越少。

有一次遭遇战打得格外凶，炮火连天，队伍被冲散了。等战斗停下来清点人数，代军长刘明德不见了。有人说看见他往山沟里撤了，有人说他中弹倒下了，可谁也说不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有关部门找了他很多年，始终没有音讯。

刘明德一失踪，蒲子华接过了军长的担子。这时候队伍已经从3000多人打得只剩几百号人，弹药也快耗尽了。

蒲子华没泄气，带着残部接着走，从晋北穿过荒原，进了绥远，又从河曲渡过黄河，钻进了陕北的神木、府谷、榆林山区。

可陕北也不是安乐窝。国民党军很快又围了上来，兵力占着绝对优势。

蒲子华带着人拼死抵抗，最终在一场激战中壮烈牺牲。军里的干部也一个接一个倒下，到最后，能指挥打仗的人几乎没剩几个。

在绥远和陕北交界的一片荒山野岭里，红24军被彻底打散了。

全军最后只剩下几十人，衣衫褴褛，枪也没几条，由几个幸存的干部带着，在榆林一带的山沟里打游击，硬是咬牙撑了下来。

就这么熬了一年多，到了1933年，他们终于跟阎红彦、吴岱峰领导的陕北红军游击支队接上了头。两支队伍一碰面，那些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老兵，抱着对方就哭了。

同年8月，上级决定把红24军残部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，组成陕北红军第三支队。再后来，这支部队又编入了红27军，成了陕北红军的一部分。

从1931年7月平定城头竖起军旗，到1933年8月番号撤销，红24军在历史上只存在了两年多。

军长换了三任，第一任被枪杀，第二任失踪，第三任战死。军一级的干部，几乎没有一个人看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。

红24军的番号，就这样彻底消失了。但这几十个人，把这支队伍最后的火种，带进了陕北红军，也带进了后来的革命洪流里。